植绿护绿关爱自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植树佳话。我国古代虽然没有植树节，但植树造林的传统却早已有之。

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有关于植树的记载。在如今的一些著名旅游景点,我们还能看到古人种植并生长至今的古树，如5000年树龄的黄帝手植柏，2600年树龄的老子手植银杏，1300年树龄的李白手植银杏等。

在我国历史上，从上古时期开始，已有播种五谷之类的种植活动。例如，黄帝的妻子嫘祖教民养蚕，可见那时就已经有了桑树种植。据《周书·大聚篇》记载，“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这可能就是最早的保护山林的法令。传说中的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舜，在当时还设立了九官之一的“虞官”，其职责就是处理全国的林业事务。在周代，洛阳的车马大道两侧都要植树，并且设置庐舍，存放食粮，以供守路者食宿。《诗经·召南》里有一首《甘棠》诗：“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说的是因为召公曾经在甘棠树下判案，公平公正，人们要保护好这棵树，以怀念召公的功绩。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皇帝多次下诏鼓励植树。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著的《礼记·月令》说：“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可见当时的官员就知道要防止乱砍滥伐，保护林木。而在汉朝时期，在漠北一带即种植有大量榆树，防风固沙，减少水土流失，改善边关驻军的环境。

而最早在路旁植树的人，据史书记载，是和《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同时代的京兆杜陵（今西安）人韦孝宽。《齐民要术》是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成书于北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农书，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据《齐民要术》卷四《种梅杏第三十六》记载：“董奉居庐山,不交人。为人治病,不取钱。重病得愈者,使种杏五株；轻病愈，为栽一株。数年之中，杏有数十万株，郁郁然成林。”

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举例说,东汉时湖南桂阳（今郴州市）人到了冬天就把乱麻絮塞进衣服里御寒，手脚常常冻得皲裂出血。太守茨充到任后教人们种植桑树、柘树，养蚕，老百姓才有了暖和的衣服、鞋子。西汉时颍川太守黄霸、渤海太守龚遂、三国时京兆太守颜斐，他们到任后都是劝民农桑、植树、养殖。贾思勰还告诫人们“木奴千,无凶年”，提倡多种杏树，以备歉年饥荒。贾思勰认为杏子不仅可以救助穷人，还能缓解饥饿，由此可见其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和良苦用心。

在古代,官道上每隔一里就设一个土台子作为路标，用来计算道路里程。韦孝宽担任雍州刺史后，发现土台子路标弊端很多，风吹日晒会扬尘，下大雨时还极易被冲毁。于是，韦孝宽把雍州境内官道上的土台子路标全部用槐树替代。周文帝宇文泰听说后，认为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诏令全国效仿，一里种树一棵，十里种树三棵，百里种树五棵。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驰道，同时在驰道两旁都种上了树，既能保护道路，又能为行人遮风挡雨。清代书画家、文学家郑板桥《潍县竹枝词》中的“两行官树一条堤,东自登莱达济西”，写的便是这一情景。

唐代诗人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常居无定所，却爱种树。安史之乱后他来到四川成都草堂，为了居住环境的优美，曾四处寻找树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坊里为求来。”（《诣徐卿觅果栽》）杜甫晚年暂住偏远的江村，他在篱园周围种竹子、栽桃树，心绪悠然，写《春日江村》记之：“种竹交加翠，栽桃烂熳红。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在杜甫眼中，春风折花，便是有意欺主，他在《绝句漫兴九首》中埋怨道：“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似家。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被贬任柳州刺史时，兴利除弊，做了一系列有益州民的好事，其中之一就是开荒植树造林。他作有一首自嘲诗《种柳戏题》：“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他把爱柳植树当成事业，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造林，还经常身体力行参加植树劳动。“手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经过多年的努力，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也倡导植树。每到一地任职，他都大搞绿化，种花种树。贬官滁州时，他在官衙四周种满花木，还写了一首诗：“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谢判官幽谷种花》）这种“红白相间”“次第花开”的园林绿化理念，很值得我们学习。滁州琅琊山醉翁亭内有一棵老梅树，是欧阳修亲植，至今已近千年，世称“欧梅”，为我国四大寿梅之一。后来欧阳修任颍州太守，上任伊始即着手治理颍州西湖，除杂草、清淤泥，遍植荷花与杨柳。经年之后，西湖里荷叶田田、荷花亭亭，接天映日，成为颍州一大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