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炎热，挡不住游客冲进浩瀚的沙漠景区撒欢。穿梭在内蒙古、甘肃等地的沙丘、戈壁，人们会发现这里不再是一望无际的黄沙，不断有梭梭、沙拐枣等绿意点缀其间。殊不知，这些绿意不仅给沙漠增添了一抹亮色，也让人类战胜“荒漠化”这个肆虐几千年的“地球癌症”有了可能。

荒漠化曾致古文明消亡

中国新疆罗布泊无人区的楼兰古国遗存。

很多人都知道古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辉煌一时的文明，但可能并不知道它是如何消亡的。其实，它的消亡原因中就有荒漠化的因素。

古巴比伦文明由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滋养下孕育而生。两大河流为这片土地带来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源促成了农业的繁荣，古巴比伦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然而，随着人口增长，人们过度引水灌溉导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土壤盐碱化日益严重。大约4000年前，又出现了长达300年的干旱期，夏季高温加剧土壤盐分含量，地势平坦导致排水不畅，淤泥不断增厚，土地盐碱化愈发严重；加之游牧民族放牧对地表植被的破坏，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生机勃勃的田野逐步演变成大片荒芜盐漠（含盐的荒漠）。诸多因素叠加，导致古巴比伦文明逐渐消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

位于塔里木河尾端的楼兰古国，在公元2世纪前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但由于气候变化、河流改道和森林的砍伐，导致生态恶化，风蚀、沙暴频袭，绿洲变废墟，楼兰文明在漫天黄沙中销声匿迹。

位于南太平洋的复活节岛，因独特的巨型摩艾石像以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拉帕努伊国家公园而闻名世界。然而，这座岛屿也曾上演过从繁盛到衰败的生态悲剧。公元1200年左右，人类首次踏足这片土地，随着人口的激增，无节制开发接踵而至，尤其是集中建造石像那段时期，人们为了开辟种植园、制造船只出海捕鱼、运送石像，砍伐了大量树木，森林开始消失。公元1400年左右，所有的棕榈树灭绝。到了公元1600年，岛上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环境恶化导致农作物产量下降，陆生鸟类和海鸟因人类的过度捕食而几乎灭绝，社会结构开始瓦解，战争和冲突不断，最终导致人口的锐减。18世纪初，当荷兰探险家雅可布·罗赫芬发现这座岛屿时，岛上仅剩2000人，仅是人口鼎盛时期的十分之一。而当时岛上的生态状况更是惨不忍睹：树木只剩稀疏的不高于三米的灌木，野生动物仅存老鼠与一种小蜥蜴，景象荒凉不堪。

从这些人类文明的消失，人们可以看出荒漠化的危害是深远且多层面的，它不仅对人类和动物的生存构成威胁，还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对农业生产和人们生活产生影响。干旱发生时，生活用水和工业生产往往必须优先保障，如果干旱持续时间长，农业将不可避免地歉收乃至饥荒，进而影响粮食安全。其次，还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干旱将导致植被枯萎，野生动物生存环境受到威胁并引发森林火灾等一系列次生灾害；遇到暴雨，还会增加滑坡、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的风险，进一步加剧灾害的严重性。更为严重的是，荒漠化持续发展对文明的赓续构成威胁，比如上述古代文明的衰落和消亡。

先秦就已开启荒漠治理

先秦时代的《孟子》中提到，进山伐木要根据时令。

对于这样可怕的灾难，我国古代也有相关记载。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当时人们应对荒漠化的手段虽然有限，但也并不是束手无策，相反，他们还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应对措施。

中国西北地区很早之前就有沙漠存在。先秦时期的《尚书·禹贡》中就有“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的记载。自然环境的恶化促使古人逐渐认识到防沙的重要性，并开始采取行动，从根源上进行治理。

早在周代，政府就设立了山虞和林衡等官职，专门负责制定和执行保护山林资源的政策。《孟子》中提到的“斧斤以时入山林”，以及《荀子》中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都强调了砍伐树木应遵循自然规律，适时进行。秦朝时期，大将军蒙恬在北方边塞种植榆树，构建了一道绿色长城，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汉代，为了防止黄河决口造成的洪水和风沙侵袭，汉武帝曾下令在黄河两岸种植柳树等绿植，并修筑堤防和水利工程。唐太宗李世民也曾下令在关中平原周围种植松柏、杨柳等树木，并开凿渠道灌溉。

到了宋代，政府为了鼓励民众植树，专门设立了农师一职，负责指导和监督植树活动，甚至将植树造林作为地方官员晋升的重要考量因素。

在元代，为了改善蒙古高原的生态环境和促进农牧业发展，元世祖曾下令在草原上建立水利设施，并禁止滥伐林木和过度放牧。明清时期，政府曾在长城沿线大力推行植树造林的政策，并设立专门的机构管理林业事务。清代时，许多地区对森林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今天，我们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大量清代“护林碑”，就是对这一时期森林保护重视程度的有力证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用于治沙的碑刻，记录了地方官员为治理风沙灾害所制定的严格法规，如禁止在田间、沙地、水边挖掘青草，以实现防沙治沙的目标。

当然，受科学水平影响，古人对荒漠的治理手段有限，效果也不太理想，没能有效阻止荒漠化的进一步蔓延。

美国“黑沙暴”生态危机

1935年，美国堪萨斯州斯科特堡制作了一张摄影明信片，展示了一场沙尘暴正在逼近一所房子。

“无数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人们被迫背井离乡。数以万计的逃难者，或坐汽车或乘马车，翻山越岭日夜兼程。他们像慌张的蚁群，东奔西跑，走街串巷，到处寻找工作；东挖西采，左锄右刨，寻找任何可以果腹的食物；孩子们在饥饿中挣扎，找不到栖身之地。”这是美国作家约翰·史坦贝克在1939年出版的《愤怒的葡萄》一书中对笼罩在全美经济“大萧条”和“黑沙暴”双重灾难下难民惨状的生动描绘。

“黑沙暴”是沙尘暴中的一种强沙尘暴，因风力大、沙尘多，常常导致昏天黑地，因此也俗称黑风，对人类的破坏力非常强。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场空前的生态灾难干旱期。由于自然植被的破坏，干旱使土壤变成沙尘，狂风将沙尘卷入高空，形成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最严重的时候，能见度仅有几英尺，不仅影响到得克萨斯州、奥克拉荷马州的走廊地带，还波及新墨西哥州、科罗拉多州和堪萨斯州的接壤区域，造成大量土地荒芜、成千上万的人们流离失所。

面对这场生态危机，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展开了长达60余年的沙尘治理工作。工程建设方面，联邦政府投入了2500万美元用于防护林工程建设，成立民间资源保护队，动员农户参与植树造林、开沟挖渠、修建水库等，以防止黑沙暴的进一步蔓延。组织保障方面，1935年，联邦政府授权农业部成立“土壤保持局”，专门负责土壤保持工作，还设立了专业治沙科研机构，加速推进相关技术和基础科学研究。法律法规方面，1934年通过了《泰勒放牧法》，将大量未开发土地收归国有，永久禁止开垦，仅允许在政府监管下进行适度放牧；次年又通过《水土保持法》，推行退耕还草，对采取有效水土保持措施的农户给予补贴。综合施策下，黑沙暴得到有效治理。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往往只有在遭受巨大的灾难后，才会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国际社会对荒漠化问题的关注，更多源于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那场空前的干旱与饥荒。

沙漠边缘的非洲国家，连续5年农作物几乎绝收，数百万人挣扎在饥饿与死亡的边缘。沙尘蔽日，土地龟裂，湖泊干涸，很多河流几近断流。非洲大陆惨不忍睹的镜头让人们意识到，荒漠化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危害人类的“地球癌症”，国际社会必须尽快开始寻求解决之道。

1973年，第28届联大要求联合国环境发展署就撒哈拉周边国家及其它具有类似地理条件地区的荒漠化问题寻求解决途径。1977年，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了首次“联合国荒漠化大会”，第一次对荒漠化问题进行全球性讨论，会议制定了《防治荒漠化行动计划》，旨在帮助受影响国家拟订计划对付荒漠化问题，协调国际社会提供援助。1985年，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制定了“受干旱和荒漠化影响的撒南非洲国家特别方案”，动用约7.5亿美元，资助25国的45个防沙治沙项目。尽管国际社会做了一些必要的工作，但收效甚微，执行情况远远没有达到期望目标。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首次把荒漠化防治作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优先领域，并列入了《21世纪议程》。1994年10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在巴黎签定，标志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同意全球联合应对荒漠化，主要目标是建立一套国际合作体制，促进和推动国际社会在防治荒漠化和缓解干旱影响方面的合作。

贡献荒漠治理的“中国智慧”

我国在治沙领域已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近年来，我国在防沙治沙方面发展很快，被《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易卜拉欣·蒂奥赞赏为“在土地恢复领域达到领先水平”。上世纪50年代，被誉为“治沙魔方”的麦草方格在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沙坡头地区被创造出来，确保了中国首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的畅通，并将沙漠向后逼退25公里。我国还积极为世界各国贡献防沙治沙的“中国智慧”。上世纪80年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沙坡头治沙”模式向各国推广，成为中国最早向世界输出的治沙方案。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便矢志不渝地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防治荒漠化工程”以及“中国山水工程”等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以卓有成效的生态治理，筑起了一道环境保护的绿色长城。

除了推动重大工程的建设，我国还不断强化荒漠化防治顶层设计，完善生态环保法律体系。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出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荒漠化防治专门立法的国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防沙治沙的相关规划相继出台，保证了全国荒漠化防治工作有序进行。

中国在治沙科技上舍得投入，开展了许多创新性探索，如用栽植沙柳等天然植被来抵御风沙；巧妙融合可再生能源，用光伏板基座结合芦苇平铺来固沙。另外，机械化和智能化的引入，自行式沙障插条机、AI全自动播种机器人等新型设备的运用，极大提升了治沙作业的效率和精准度。

在材料创新方面，推出了生物降解聚乳酸沙袋沙障技术，这种“升级版”草方格，采用了便携且环境友好的新材料，显著提高了沙障的铺设速度，减少了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人工生物土壤结皮技术则通过在沙面上接种蓝藻、地衣、藓类等隐花植物，促进生物土壤结皮的形成，这种“沙漠皮肤”，不仅有效固定了沙土，还助力沙化土地的生态恢复，成为荒漠化防治中的一抹绿色希望。

一系列组合拳的实施，使我国率先实现了土地退化“零增长”，重点治理区域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也在为世界环境的改善作着贡献。中国与非洲“绿色长城”建设地区开展的大数据应用和技术合作，利用卫星等手段观测和收集、计算、分析数据，帮助非洲国家了解其土地、气候等方面的特征与规律，推动了当地有针对性、系统性地进行荒漠化治理。就像阿拉伯环境专家联合会秘书长马格迪·阿拉姆所说，沙漠侵占农业用地是不少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面临的挑战，中国向这些国家派出了专家，传授了相关技术。

与此同时，中国在宁夏举办阿拉伯国家防沙治沙技术培训班，在甘肃开设中国沙漠治理技术和荒漠化防治国际培训班……通过组织国际研修、建立治沙示范基地、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积极与国际社会开展荒漠化防治合作，年均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培养近百名治沙骨干，不少“老学员”还多次重返中国课堂进行“技术升级”。

知多一点

荒漠化不等于沙漠化

荒漠化是一个横行千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严重侵蚀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那么，到底什么是荒漠化呢？1994年6月通过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将荒漠化明确定义为包括气候变异和人类活动在内的种种因素造成的干旱、半干旱和亚湿润干旱地区的土地退化。

荒漠化是一个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生态退化现象。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干旱气候、地表松散、大风吹扬以及缺乏植被保护，这些条件构成了导致荒漠化的基本条件。以风力作用下的荒漠化为例，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发生阶段，气候干燥，地表植被开始受到破坏，形成了潜在的荒漠化条件；其次是发展阶段，植被破坏加剧，风蚀、粗化、斑点状流沙和低矮灌丛沙堆等现象出现，随着风沙活动的加剧，流动沙丘和吹扬的灌丛沙堆形成，荒漠化土地面积占比逐渐增加；最后是形成阶段，地表广泛分布流动沙丘或吹扬的灌丛沙堆，当荒漠化土地面积超过50%时，标志着荒漠化已经达到严重程度。

导致荒漠化的人为因素包括过度樵采、放牧、开垦、矿产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以及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这些人类不当活动与自然因素相叠加，让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进一步加速了荒漠化。

需要说明的是，荒漠化不等同于沙漠化。沙漠化是指单纯在风力作用下引起的沙质荒漠化。荒漠化则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沙漠化，还包括水土流失、土地沙化、草原退化、耕地退化、土地盐渍化、冻融等。沙漠化是荒漠化的一种类型，即“沙质荒漠化”。

（作者张菁如为机械工业经济管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宋元明为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