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能源署此前发布的报告称，201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增量占全球增量的40%。其中，风能新增装机容量更是占了全球新增容量的半壁江山。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究竟处于什么阶段？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给我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哪些积极影响？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存在哪些瓶颈？近日，《经济日报》邀请专家学者就此展开对话——

　　发展创下中国速度

　　谈起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国际社会一片赞誉之声。“十二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取得了哪些显著成就？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究竟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和水平？

　　梁志鹏：“十二五”时期，我国加大结构调整力度，转变能源发展方式，可再生能源实现快速发展。我国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于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起到了重要引领作用。

　　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也带动了相关制造产业大步向前。我国风电设备制造产业逐步完善，光伏发电制造体系形成较强国际竞争力。同时，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技术也取得长足发展。总之，“十二五”时期，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市场应用、设备制造和技术进步等方面，都取得了喜人成就。

　　李俊峰：我国水电总装机容量和新增装机容量已连续10多年保持世界第一；2010年以来，我国风电实现总量和新增装机量“两个第一”；近两年，我国光伏发电总量和新增量也均是第一，光伏产品更是占到了世界产量的近80%。

　　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带动了技术进步。10年前，谈到可再生能源时，不少人会担心技术、装备问题。如今，水电，风电和光电的装备制造问题已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一批品牌企业也茁壮成长。与此同时，一大批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技术瓶颈得到突破。

　　张正陵：“十二五”期间，我国新能源实现了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新能源装机规模最大的国家。2012年，我国风电装机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2015年，我国太阳能发电装机超过德国。截至2016年9月，国家电网调度范围内的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已突破两亿千瓦，国家电网调度的27个省份中，14个省份新能源已经成为第二大电源。“十二五”期间，我国建成了4个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建成了3个超过500万千瓦光伏基地。同时，新能源并网技术和运行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编制修订了近百个相关标准，并实现了新能源远距离大规模输电。

　　研究显示，可再生能源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发展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成本高，采用固定的标杆电价；第二阶段是规模发展阶段，新能源成本下降，相应电价也开始调整，政府补贴减少；进入第三阶段，新能源将参与市场竞价，政府补贴和扶持逐步退出。当前，我国仍处于第二个阶段，部分发达国家已进入或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

　　正面效应集中显现

　　可再生能源的正面效应是综合性的。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能源结构调整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李俊峰：首先，可再生能源发展极大优化了我国的能源结构。从总量上来说，新增能源部分可靠可再生能源来满足；从比例构成来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比已经超过10%，为实现“2020年达到15%、2030年达到20%”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次，可再生能源发展为环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减少了各种污染物排放。最重要的是，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有利于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第三，可再生能源发展也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时，我国就把可再生能源产业作为重要方面。以就业为例，当前，可再生能源领域实现就业300多万人，已超过了石油行业。

　　张正陵：说到能源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可再生能源可谓功不可没。2015年，在国家电网调度范围内，风电、太阳能发电合计是2038亿千瓦时，相当于北京市全年用电量的两倍。清洁能源占能源消费比重从“十一五”初的6.5%提高到了2015年的11.8%。另外，“十二五”期间，新能源累计发电量超过了7300亿千瓦时，相当于替代标准煤2.4亿吨，减排二氧化碳5.9亿吨，减排二氧化硫1800万吨，减排氮氧化物900万吨，效果非常显著。

　　梁志鹏：“十二五”时期，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显著下降，可再生能源贡献很大，其贡献率达到了40%。当前，我国不少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部分大城市遭遇了不可忽视的大气污染问题。要啃下这一硬骨头，根本之策还在于在终端能源消费中减少污染能源，提高清洁能源比重。比如，河北雄县已成功推广了地热供暖，变成一个无烟城，这一技术就很具有推广价值。再比如“三北”地区，风电、太阳能资源充沛，完全可以实现清洁能源供暖。

　　资源市场潜力巨大

　　我国可再生能源究竟具备多大发展潜力？从全球能源变革来看，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将在本世纪末取代化石能源，我国将如何迈向这一时期？

　　张正陵：总体来看，我国可再生能源潜力不小。这个潜力，一个是市场潜力，一个是资源潜力。从资源潜力看，数据是相当令人振奋的。据测算，我国风电资源潜能仅在西部地区就有20亿千瓦，全国太阳能发电潜能更是达到45亿千瓦。从市场潜力看，刚刚发布的国家“十三五”电力规划提出，到2020年，我国风电将达2.1亿千瓦以上，太阳能将达1.1亿千瓦以上。到2030年，风电市场可以达到5亿千瓦以上，太阳能更是可以达到6亿千瓦。届时，新能源定位跟现今相比就会发生本质变化，其将成为我国主导能源，或者称主体能源。

　　梁志鹏：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时期。所谓第一个时期，是可再生能源技术能够满足能源供应可靠性要求，成本达到在考虑化石能源环境损害成本的条件下，能与化石能源发电利用成本相当；第二个时期，是可再生能源更大规模利用后，给能源体制、市场机制带来深刻转变；第三个时期，则是可再生能源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目前，这一发展路径还是很清晰的。现在，关键是从第一时期过渡到第二时期，这一转变如何实现。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能源体系组织方式、能源功能定位，都要做一些调整。

　　李俊峰：从全球能源变革来看，可再生能源或非化石能源在本世纪末取代化石能源，这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任务。我国也提出，大幅度提高清洁电力比例，用清洁电力来代替化石传统电力。中国现在已经开始部署能源转型，2030年以前是逐步替代，2050年以后则可以大幅度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为本世纪末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可再生能源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这只是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今后，在能源变革的征程中，还需不断的技术进步、产业扩张和国家政策支撑，从而不断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力。

　　能源体系亟待完善

　　在看到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要实现可再生能源最终替代化石能源这一长远目标，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梁志鹏：可再生能源发展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其一，要突破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技术瓶颈。当前，可再生能源之所以面临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根本原因还是因为相关技术不成熟。在经济性而言，可再生能源成本要比化石能源更具有竞争力。其二，我国能源体系还不能完全容纳可再生能源，因此，要进一步完善能源体系。以电力系统为例，现在的电力系统还不能高比例地容纳可再生能源。因为在目前电力系统中，发电和用电匹配方面存在困难，亟需在整个电力系统方面实行优化升级。

　　李俊峰：除了技术进步和系统完善，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便是在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发展趋势上，行业和市场的认识并未达成完全一致。未来，能源革命要取代化石能源，这个过程中会碰到形形色色的阻力。比如，煤炭产业、石油产业等等，这些产业最终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一点上，在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走在前头的发达国家，已经释放了明确的信号：2014年，美国第二大煤炭公司破产，2016年，美国第一大煤炭公司破产。但即便如此，有些传统行业还是没有认清这一趋势。这一过程仍需时间。

　　在这一过程中，要让化石能源在推动非化石能源发展中发挥作用。因此，有关部门正在讨论推动能源转型时，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作出明确安排。一是对化石能源实行用能确权试点和改革，二是煤炭去产能，三是实行电能替代，提高终端用能中电能比例，四是在电力体制改革中采用绿色调度和效率优先原则，安排绿色电力优先上网。

　　张正陵：国情不同，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国外相较，也有很大不同。一方面，我国可再生能源的资源与市场呈逆向分布。风电、光伏集中在我国西部，水电集中在西南，负荷中心则在东中部沿海地区。另一方面，电力系统可灵活调节的电源占比非常小。“三北”地区抽水蓄能电站，加上燃气机组占比只有4%。要实现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与发展，首当其冲要面对在当前系统内，远距离、大规模输送新能源的挑战。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把“优先消纳新能源”变得更具可操作性。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现在发用电还在沿用计划经济模式，另一个是“省为实体、省间壁垒”没有打破，给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效利用带来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