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著名学者俞陛云从北京赴成都主持四川乡试，途经翠云廊时，被三百余里夹道古柏深深震撼，即兴创作了《翠云廊歌》。在诗中，俞陛云对“长廊接天末，绵亘三百里”的翠云廊古柏及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发出赞叹，对历代剑州长官爱树护树、禁止毁伤、挂牌管理的做法表示赞赏。

“行道树”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官方修建、养护和管理的驿道两旁的路标性树木，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金牛古道上的翠云廊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人工古柏林，仅仅剑阁段的行道树就达7778棵，其种植与保护历史更是源远流长。这些古柏历经千年风雨，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是蜀道文化的重要载体。

翠云廊古柏

行道树的种植传统

种植行道树的理念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尚书》和《周官》。《周官》记载：“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可见，野庐氏负责管理国都通往四方的官方道路，并负责沿线设施的建设与树木的栽种。这些沿着道路两旁栽植的树木被称作“行道树”。

古人栽植行道树，不仅具有标识道路、维护路基、遮阴乘凉等实际功能，还是古代社会计程的重要手段。

古人标计驿道里程的办法之一就是建立“堠”，即用泥土垒成土堆。西魏时，雍州刺史韦叔裕（字孝宽）推出以树代“堠”的办法，勒令所辖地区在原建“堠”处种植槐树以取代土堆。此举既可代替堠标计里程，又可为行人遮阴，还免除反复修筑的劳苦。这一办法被推广到全国各州，所谓“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也就是距城一里种一棵树，距城十里种三棵树，距城一百里就种五棵树。这样，行人在官道上行走，见到几棵树便知走了多少里。

在古代，驿道，包括道路本身的基础设施和道路两旁的树木都是国家所有。行道树的种植与保护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的重视。除了驿道铺兵随时补栽树木外，有文献记载可考的大规模植树至少有八九次，并直接涉及蜀道。

翠云廊古柏林

蜀道行道树的种植

蜀道，是连接秦巴山区与外界的重要通道。尽管秦巴山区地势险峻，道路曲折，但人们依然不遗余力地在这片土地上播撒绿色的希望。

蜀道沿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为柏木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从古至今，蜀道的各个角落都能看到郁郁葱葱的柏木。特别是褒斜道之张良庙、金牛道之翠云廊、米仓道之皇柏林，这些地方更是古柏的聚集地，见证了蜀道行道树种植的辉煌历史。

据林学专家的研究，翠云廊及邻近地区现存古树20973棵，而古柏超过97%。这些古树，历经风雨沧桑，依然屹立不倒，成为蜀道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们的存在，不仅为行人提供了遮阳避暑的场所，更为蜀道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据历史文献记载，种植行道树是官道所通过的州县和驿铺的职责之一。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曾诏令全国官道通过的州县，其辖区内的行道树如有损毁，要及时进行补栽。这种有缺即补的现象应该是各个历史时期官道管理的普遍行为。只有大规模种植行道树才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记载。

蜀道行道树种植源于秦朝。秦始皇统一天下，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通往天下的驰道；并规定，驰道上每三丈栽种一棵树作行道树。这样既维护了道路的畅通，也彰显了帝国的威严。

蜀汉时期，相传张飞为巴西（今四川阆中）太守时，为确保蜀道畅通，曾率领士兵在蜀道两旁修路植树。虽然“张飞植柏”只是一个传说，但它却成为翠云廊地区三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印记。

宋、元、明、清等朝代也都有关于蜀道行道树种植的举措。据《宋会要辑稿》，宋庆历三年（1043年），兴元府褒城县（今属陕西汉中）知县窦充上奏宋仁宗，请求朝廷下诏沿着入川官道两旁，令驿铺兵士每年栽植土地所宜林木，以备修葺桥阁之用。他建议，所在蜀道的路一级官员和沿线知县等都要负责行道树的栽种工作，并在年终将栽种数目和栽种时间报送朝廷，作为考核政绩的内容之一。宋仁宗批准了他的奏请 ，诏令陕西、益州两路（省）地方当局转运司相度施行，组织和督促沿线栽植土地所宜树木。

清康熙六年（1667年），剑州知州乔钵在其《翠云廊》诗序文中写道：“自剑阁南至阆州，西至梓潼三百余里。明正德时知州李璧以石砌路，两旁植柏数十万，今皆合抱，如苍龙蜿蜒，夏不见日。钵因题曰翠云廊。”翠云廊古柏行道树由此得名。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保宁府札令下辖各州县沿官道两旁大量种植柏树、柳树和桑树。时任广元知县曾逢吉在当地组织种植桑树，每里驿道两旁栽桑360株，还建立了谁种植、谁管理、谁受益的管理机制，确定了四级奖励办法。县境各道路两旁种桑23万多株。道光末年，广元知县范涞清聚集各方力量继续整修金牛道之七盘关到榆钱树段的古道，并在古道两旁大量栽种树木，“所植之树，惟柏与桑，相间而植，柏以表道，桑以养蚕，行人更便于憩息”。

蜀道行道树的种植历史是一部充满艰辛与奋斗的历史。它见证了人们对于绿色生命的热爱和追求，也展示了中华民族在生态建设方面的智慧和力量。

蜀道上的古柏

蜀道行道树的保护

蜀道行道树的种植和保护不仅体现了历代官府的责任与担当，也反映了沿线百姓的敬畏与信仰。

明朝正德年间，剑州知州李璧大力推动种植行道树，不仅从剑州城普安，向东南到阆中古城、西南至梓潼大庙山的驿道两旁种植柏树数十万株，而且颁布了“官民相禁剪伐”的禁令。这道政令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禁止民间砍伐，而且也明文禁止官府砍伐，形成了官民相互监督的机制。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翠云廊时，对这道政令与县长交接任时实行的“交树交印”制度一并予以肯定。

蜀道古树名木的保护绝不仅限于明朝，也不仅限于剑州知州李璧。唐、宋、明、清的官方都对蜀道行道树的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颁布敕令：“诸道官路，不得令有耕种及斫伐树木，其有官处，勾当填补。”禁止在官道上进行耕种和砍伐树木，并规定了补栽行道树的制度。宋代的《政和令》和《政和敕》则对官山林木的保护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划定官山林范围、禁止私人承佃、官方采伐需报批以及对于未经报批采伐者的处罚等 。这些法规为蜀道行道

树的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明清时期，官方对蜀道行道古树的保护更加精细化。明朝弘治年间，已经开始了对古树的数据统计管理。清朝时，行道古树上甚至已经悬挂写有“官”字的标牌，表明这些古树受到官府的特别保护；同时对古树进行编号管理，以便于日常的维护和管理。

蜀道行道古树仅靠官府的保护措施是远远不够的，百姓的自觉行动和乡约规定尤为重要。“截枝剁手，砍树断头。”乡约中对于损坏古树的严厉惩罚规定，体现了百姓对行道树的敬畏之心。同时，百姓也将植树护路视为积德行善、造福子孙的行为。

此外，蜀道沿线还保留着古树崇拜的风俗。百姓相信古树具有神力，能够保佑他们平安吉祥。因此，在结婚、生子、祝寿等喜庆场合，他们会给古树披红挂彩；而在遇到天灾时，他们又会给古树焚香免灾。这些习俗不仅丰富了蜀地的文化内涵，也为行道古树的保护增添了一份民间信仰的力量。

蜀道与古柏 苟永雄 摄

蜀道行道树的现状

蜀道行道树及其所依附的蜀道道路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如今它们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景观遗产。

自近代公路交通兴起后，蜀道驿铺原有的功能逐渐消失，特别是1914年国民政府取消邮驿设置后，蜀道及其行道树的历史地位发生了转变，川陕公路的修建对蜀道及其行道树造成了破坏。但在抗战时期抢修公路的过程中，修建者们仍尽可能地保护这些古树，使得远离公路地段的古树得以原貌保存下来。

于是，绵延千里的蜀道变成了若干彼此独立的小段，广元昭化之松宁桥、剑阁之拦马墙和石洞沟等地段的行道树与青石板、拦马墙、錾痕线、饮马槽、驿铺遗址和塘汛遗址等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成为蜀道文化遗存的代表。

尽管蜀道受到了破坏，但行道树却在近百年间得到了有效保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四川省政府就多次发布政令，严禁砍伐蜀道行道树。剑阁县更是成立了“剑阁县古柏保护委员会”，通过设置围栏、护根堆土、筑台固基、挂牌编号等措施，确保这些古树得以幸存。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蜀道行道古树的保护工作更加重视。1950年，剑阁县人民政府发出《严禁放火烧山及砍伐川陕公路剑阆路古柏》的通令，以避免因政权更替而毁坏行道古柏。川北行政公署发出政令：严禁砍伐川陕公路之“皇柏”，并要求调查沿线古柏树实有株数上报。随后，剑阁县对境内 17个乡、48个村分布的驿道古柏逐棵编号、挂牌、登记 实行专人专户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对蜀道行道树的保护更加科学和有力。对蜀道沿线古柏进行清理登记、挂标牌，划拨专款进行养护，设立翠云廊古柏自然保护区，成立专门保护管理机构，出台《剑阁县翠云廊古柏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四川省古树名木认养办法》《广元市剑门蜀道保护条例》，并对剑阁县驿道古柏资源开展调查研究，等等。这些保护办法和措施，使行道古柏的保护更精准、更加有效。翠云廊行道古柏采取“一树一档”“一树一策”和“一树一人”的保护制度和保护措施。即，为每一棵古树建立身份证式的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针对衰弱古柏和濒危古柏量身制定保护对策；为每一棵古树的保护指定一个主要负责人。

充分利用蜀道古道和行道树资源开展文化旅游活动。“古蜀道徒步游”就是蜀道文旅深度融合的表征。人们来到翠云廊，能够亲身体验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标本。同时，“大蜀道文化旅游节”“蜀道研学游”等活动的举办，也进一步推广了蜀道文化，提高了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地方政府还通过一些创新性的举措来推广蜀道文化，如“背诵李白《蜀道难》赠剑门关景区门票”“默写乔钵《翠云廊》赠送景区门票”的活动。这些活动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也增强了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如今，蜀道行道树的保护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在继承传统保护办法的基础上，人们更加注重科学性和精细化管理，力求让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的古树得以永续传承。同时，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蜀道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同守护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蜀道行道树及蜀道虽然历经沧桑和社会变迁，但在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它们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自然与文化的重要纽带。（作者：蔡东洲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蜀道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